柳亦春
1991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获建筑学学士学位。1991年～1994年就职于广州市设计院，1997年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学硕士学位。1997年～2000年就职于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任主任建筑师。2001年在上海与庄慎、陈屹峰共同成立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为事务所创办人，合伙人及主持建筑师。
作为大舍的主持建筑师之一，作品参加了诸多国际性的建筑和艺术展，并获得多项国际大奖，2011年大舍被美国建筑师协会会刊《建筑实录》评选为年度全球10大设计先锋之一。
去年，上海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入选了由美国《Architectural Record》(《建筑实录》)杂志组织的十大建筑先锋(design vanguard)评奖。这一评选活动每年都会举办，并意在评选10所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新锐建筑事务所，评选要求就是事务所的历史不超过10年，去年正是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成立以来的第10个年头。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建筑设计环境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一看上去的好运让这家公司获得的评语是：“大舍将对中国传统的理解作为遗传因子深深地埋入他们的现在设计之中(deshaus embeds traditional principles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DNA of its modern buildings)”。
大舍建筑事务所的名称充满浓郁的儒家风味，让人想起大舍大得的古代辩证价值观，但其事务所合伙人之一柳亦春已经习惯于耐心地向别人解释公司名称的来历——与大得无关。“大舍是德文名字deshaus的音译，而舍又是《说文解字》中与建筑相关的一个象形字，反映了中国文化中暗含的对建筑的理解，包括上屋顶，中间的十字酒肆招牌，下方的口型平面图。大则是古代对事物的尊称。这也许暗示着我们的建筑理应与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有着深深的关联。”
任何社会都能承载好设计
在柳亦春看来，好设计的标准很简单，“好设计就是确实解决了具体的问题，让人能够既用得舒服，又能有所思考。”他在上海主持的多个设计项目的服务群体都是青少年或者儿童。在上海的嘉定新城幼儿园，一处贯穿建筑外立面回廊般的走廊显现出与普通建筑不同的尺度和空间穿透力。按照他的解释，这些走廊在解决空间交通的问题，以联系不同教室和活动区的同时，也成为儿童释放天性的奔跑试验地。而儿童在混凝土大楼中的生存空间不断被压缩，过早失去表现天性的机会，但有关安全隐患的质疑常让幼儿园设计师却步，于是这一创新设计成了幼儿园项目中的一大亮点。在日本曾经有一位建筑师手塚贵晴设计了一座藤幼儿园，在最初阶段，园长明确提出了不希望建造一座绝对安全的幼儿园的初衷。这位教育者希望儿童可以在很小就接受犯错的训练，不要以为摔倒是一件大事情。虽然日本由于国土狭小和火山地震繁多等地理原因，拥有深深的岛国心态而产生危机意识，但是幼儿园确实是一处具有想象力的场所。带着同样的认识，大舍设计了这一贯穿建筑全局的巨型橡胶地面的走廊，“儿童摔跤是常有的事，并不一定就发生在坡道上，儿童的重心低，他们自我平衡的力量是很强的，重点不在于摔倒，而是摔倒后仍是安全的，这也提供给了我们自己一次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机会。”
柳亦春将建筑的作用看做两个层面的并置，“作为普通人来看建筑，建筑能实现使用上的功效，居者能体会建筑的好和愉悦就是好设计，但是建筑还承载着建筑学中自身的理念。如何在专业上能有所贡献，这就提高了对建筑的理解和要求。”柳亦春说，“建筑学的价值也包括了人性和人本，在不同的方面有不同展现，每一个建筑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着这些事情。”
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在过去几年发生过成年人袭击幼儿园儿童的残酷事件，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始将建造围墙作为保护学生的第一步。作为建筑师的柳亦春希望为儿童提供没有边界的校园和活动区，但是社会状况也让他很无奈。不仅要承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但是社会问题反映到了建筑里，每一个建筑师都需要面对这一个问题，有的人保守，有的人激进，这都是不同建筑师对社会因素的回应，很难说谁对谁错，每个人面对这一社会问题呈现出真实的面貌，这整体汇总为一种社会的真实。”
“建筑从始至终都具有社会作用，已然受到各方面影响，用直接的方式在建造中结合各种各样的因素，携带着某种意义与当下社会相关联，这与国外没什么不同。中国的现实都能承载好设计，好设计可以先锋或者保守，也可以批判或者顺应，这都有可能是合理的。主要的是建筑师在思想层面上要有清晰的认识，包括对社会的思考，对建筑学的认识以及以怎样的态度面对社会。”
大舍最近接手的项目是一个中小学的设计，他们希望设计一所有着传统书院感觉的学校，有着很多院落，结合美术、书法、音乐、实验等趣味教学用房，形成一个空间自由且有传统文化内涵的设计。但校方担心学生不易被发现，有关审图部门甚至认为学校就不能被设计为庭院式的，在设计不断受阻中，柳亦春认为固有的学校模式和教育方式让青少年享受空间的自由与获得平等关爱甚至学会自我保护的机会也同时被剥夺了。安全的问题需要考虑，但不能成为文化进步的障碍。“很多人不理解，但我想我们不能放弃一些东西，需要继续努力。”